中国古代在皇帝身边的近侍官员，或与皇帝朝夕相处，知道皇帝的喜怒哀乐，或参与核心决策，了解大政方针和人事动向，做好保密工作的重要性显而易见。《周易》说“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”，可谓切中要害。唐代武则天在位时期，曾颁布《臣轨》一书，对臣僚的行为进行规范。《臣轨》中专列《慎密》一章，引述先秦到南北朝时期许多关于保密的名言和案例，其中明确指出“人臣不慎密者，多有终身之悔”。北宋初年官方主持编纂的《册府元龟》在宰辅部分专设“慎密”一门，收录西汉到唐代的18个保密故事，并在开篇专门撰文说明臣子保密的重要性。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也设立“慎密”一门，收录了《臣轨》等古书中的相关内容。

历代典范

中国古代许多近侍官员在保密方面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历代皆有保密工作的典范。比如西汉中期张安世“职典枢机，以谨慎周密自著”，参与国家大事决议，每有定论，就称病在家休息，不对外接触，其他大臣“莫知其与议”。西汉后期大臣孔光在皇宫里为皇帝掌管机密，从来不对外透露与皇帝的谈话内容。有一次，家人聚会闲聊，问他长乐宫温室殿（孔光工作之地）前种的是什么树，孔光顾左右而言他，绝口不答。孔光家人的问题其实不算什么机密，然而孔光一丁点儿都不愿意透露，更别提外人或机密之事了。由此可见，孔光时时刻刻、方方面面都注重保密，不给别人留半点可乘之机。

三国时期，魏国大臣陈群每次上奏之后，就毁掉草稿，不让他人知晓，即使一些人讽刺他也不改变。吴国的顾雍经常深入民间，发现重要问题就回京密奏吴王，不论是否采纳，均不外泄，孙权因此十分看重他。西晋的荀勖长期在皇帝身边专管机密，每有诏令大事，虽已宣布，也不公开讨论，以致外界以为他根本不参与决策。

唐太宗时期的名相房玄龄，跟随李世民几十年，参与了包括玄武门之变在内的几乎所有大小决策，但始终小心慎密，“未尝宣泄”。与房玄龄同时期的董晋，任宰相5年，从未将他与唐太宗的交谈内容告诉他人。大臣马周，深受太宗和群臣敬重，临终前将所有上奏的稿子亲自焚毁，慨然曰：“管仲、晏子公开自己的奏稿，彰显君王的过错，求身后名，吾弗为也。”接替魏征担任侍中一职的杨师道，自称年轻时读《汉书》，就钦慕孔光不言温室之树的余风，为人行事周慎谨密，史书评价他“未尝漏泄内事，亲友或问禁中之言，乃更对以他语”。武则天时期的陆元方，武则天每次任命官员，几乎都要事先征求他的意见，陆元方总是“密封以进，未尝露其私恩”，临终前还将草奏全部焚毁。他还有一个存放“秘密”的匣子，里面的东西连家人都不准看，在他去世后家人才知道那里面存放着皇上前前后后给他的所有敕书。

北宋真宗时期的著名官员晏殊擅长写词，为人散淡豪放，但在保密上“敬始而慎终”。一天深夜，宋真宗宣召晏殊入宫草拟一份机密圣旨。起草完毕，晏殊主动要求在学士院借宿一晚，以免出宫后走漏风声。宋真宗因此对晏殊更为赞赏。晏殊上奏的稿子从不示人，直到宋真宗驾崩，后人整理宫中文件，才发现晏殊的奏稿八十卷，“藏之禁中，人莫之见也”。撰写传世名著《资治通鉴》的司马光曾多次向皇帝进言早立太子，为保机密，不仅每次都是通过密奏上陈，还请求皇帝“焚臣此奏，勿以示外”。

元代著名思想家许衡深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和重用，经常在一起商议机密国事，但从来不对外透露忽必烈的所思所想，“奏对亦秘”。明太祖朱元璋时，御用监杜安道在皇帝身边数十年，知晓几乎所有机密决策，但“性缜密不泄”，朱元璋一直到临终都对他很放心。清末内阁学士曾国藩尤为注重奏折、谕旨等文书保密，叮嘱家人对这些文书“须好为收藏，不可抛散”，还陈奏皇上，“除因案保叙各员由抚臣另行会奏外，臣谨具折密保”。

相应制度与问责

“忠臣不显谏，大臣奏事不宜漏泄。”为确保近侍官员慎密不泄，中国古代也建立了一些相应制度。比如《曹操集?选举令》规定：“国家旧法，选尚书郎，取年末五十者，使文笔真草，有才能谨慎。”旧法即东汉时期的尚书选举之法，《后汉书?百官志》言：“比尚书，不得出入，不通宾客。”汉代官吏“妻子不至官舍”几乎成为各级官僚人员的共同准则。唐代在选拔中书舍人时，优先录用“靖默专敏之士”。唐代中期以后，翰林学士开始参与机要，朝廷规定学士们不得与外臣来往。宋代创立锁院制度，规定翰林学士在机要之地撰写诏令和文书，完全断绝外界联系，从而达到封闭消息之效。明代内阁辅臣们办公的文渊阁，“外臣非公事不能至”，所以机密重事“无收泄者”。清代雍正皇帝即位后大力推行密奏制度，奏折成为君臣讨论政事并进行决策的重要手段，一来知晓秘密的人数范围大大缩小，二来使群臣相互牵制，踏实做事。清代任用提塘官时，要求必须“家道殷实、小心谨慎”。清末总理衙门挑选司员时，只录用平民子弟，贵族高官子弟一概不录，以防给亲友泄密甚至窃密。

历代刑律对近侍官员泄密的惩处普遍较为严厉。如汉武帝时，侍中严助与淮南王交私论议，事发后处以弃市极刑（指在人群集聚的闹市对犯人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扔在大街示众的刑罚）。汉元帝年间，著名政治家贾谊的曾孙、待诏金马门贾捐之、长安令杨兴“漏泄省中语”，贾被“弃市”，杨“减死罪一等，髡钳为城旦”（指古代将人犯剃光头发，强制其修筑城墙或舂米劳役的刑罚）。唐太宗时，侍中王珪“坐漏泄禁中语，左迁同州刺史”。武则天时，秋官尚书杜景俭“坐漏泄禁中语，出为并州长史”。唐玄宗时，黄门侍郎张廷珪“坐漏泄禁中语，出为沔州刺史”。唐宪宗时，左拾遗张宿“坐漏泄禁中语，贬郴丞十余年”。与白居易齐名的著名诗人元稹在当谏官时不慎失言，仕途因此遭受严重挫折：“四五年前作拾遗，谏书不密丞相知。谪官诏下吏驱遣，身作囚拘妻在远。”《大明律》和《大清律》均明确规定：“近侍官员漏泄机密重事的，斩首；其他衙门官员交接近侍官员漏泄事情的，皆斩首，妻、子流放二千里之外。”清代乾隆年间，军机大臣于敏中、奏事太监高云从泄密，高云从被斩立决，于敏中被罢黜，终生未再起用，本来有望再上层楼的大好政治前途至此终结。

（转载自《保密工作》杂志2021年第3期）